“一說造紙,在中國、在世界上都說是污染企業,但到目前為止,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秸稈綜合利用企業,排出的污染物都比我們企業多。”李洪法的發言一開始就引起了俞正聲主席的注意。
“你一年收多少秸稈?”
“收集儲運怎么辦?”
“你有什么好的建議?”
……
在李洪法短短幾分鐘的發言中,俞主席不時發問,與其互動多達10多次。會上,李洪法曬出了自己的秸稈綜合利用循環經濟模式,并告訴大家:“美國要出高價買我們的秸稈造紙技術,我沒賣。”
他的話在一些與會者心里種下了一個疑問:他的秸稈綜合利用模式真的有這么神奇嗎?
7月中旬,記者帶著同樣的疑問,來到李洪法的泉林集團所在的山東聊城市實地采訪,期待找到真實的答案。
■收儲應該不是問題
在華北平原的中部,距離北京約400多公里之處,有一片肥沃的土地,黃河與京杭大運河在此交匯,它就是山東的小麥主產區———聊城。
進入7月,這里的麥收已結束,田里新播的玉米苗也有半米高了,但聊城市高唐縣琉寺鎮后關村的村民王長印懸著的心卻一直沒能放下來。麥收時,王長印收集的1000多噸小麥秸稈還堆在自家地里沒運走,他和家人得日夜守著這三個巨大的草垛,“不守不行啊,又怕下雨淋濕,又怕夜里失火。”7月15日,王長印站在自家地里對前來采訪的本報記者說。
幾年前,王長印跟泉林集團簽訂了秸稈收儲合同,收購價是每噸650元,但嚴重變質的部分得剔除。王長印通過土地流轉收集了900多畝地來種小麥和玉米,每到夏收和秋收,他還開著自己的農用機械在附近村落收秸稈,前前后后一年能收3000多噸,一共給他帶來50多萬元的收入。“王長印賺得可比我多多了。”采訪中,泉林主管收儲的副總經理宋占勇笑著告訴記者。
和王長印一樣,與泉林簽了收購合同的茌平縣杜郎口鎮北街村民杜書民最近也有些緊張,他也是千噸級的秸稈收儲點的負責人。“最近雨水多,麥收時間太短了”,在接受采訪時,杜書民指著地里的兩個秸稈垛對記者說,他和媳婦的秸稈垛也還是管不過來。
每到夏收秋收,中國各糧食主產區的鄉鎮干部就要到地里去蹲點,嚴防秸稈焚燒,山東也不例外。但在聊城,泉林這樣的秸稈收儲“大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地政府的禁燒煩惱。
為了從源頭上禁燒,聊城陸續建了一批秸稈綜合利用項目,包括大型秸稈沼氣、秸稈氣化站、食用菌養殖、飼料等。其中,高唐縣、冠縣都有了自己的生物質發電項目,每年消耗秸稈數十萬噸。而記者從聊城市農委提供的資料中了解到,這些項目消耗的秸稈量遠遠不及泉林。泉林在全市擁有200多家收儲中心,配置了設備和人員,農戶將秸稈送到收儲中心統一打捆運輸。除了聊城,省內的德州、菏澤、濟寧等多個地市,以及省外的蘇北、皖南等地也都有泉林的收儲中心,一年收購量約200萬噸。
值得注意的是,泉林選擇千里迢迢從外省運秸稈,倒不是因為省內市場飽和。宋占勇告訴記者,安徽省對于秸稈收購實行價格補貼,泉林能享受一畝地30元的補貼,而在江蘇,整車合法裝載打包好的秸稈運輸車,跟運輸鮮活農產品一樣,免收過路過橋費。宋占勇說,“我們希望國家能參照秸稈生物質發電能源化利用政策,建立秸稈收購補貼制度,并給予秸稈運輸綠色通道待遇。”
在聊城,秸稈的原料化利用只占總量的一小部分,聊城市農委負責人告訴記者,當地最主要的秸稈利用方式還是還田。
聊城市農委提供的數據顯示,全市耕地800多萬畝,一年實際有效可采集的秸稈大約500多萬噸,作為造紙原料回收的占15%左右,約一半左右的秸稈是直接粉碎還田。
秸稈直接還田有利有弊,還田過量,會造成出苗不齊、病蟲害多。采訪中,聊城市農機局負責人給出了讓人擔憂的論斷:“我市田間秸稈殘存已經出現過量了。”
2013年,為減少秸稈還田、鼓勵企業收購,高唐縣將收割機上的秸稈粉碎刀卸走,收割機統一不粉碎秸稈。據當年的聊城晚報報道,這個做法引起了農民非議。雖然泉林開出的收購價很誘人,比同城的生物質發電廠每噸300元的價格高出很多,但實際落到農民手里的很少,有的農民感覺“合不著”,寧愿將秸稈直接粉碎在地里,節省人力物力。
記者從杜書民口中了解到,以前他們這樣的“中介”到村里零零碎碎地收個三五畝,農民一般不會要錢,數量多了,就每畝給幾塊錢。
在接受采訪時,聊城市農機局一位負責人向記者提及了這件“強制卸裝置”的往事,他坦承:“僅靠行政干預不行,政府要干錦上添花的事。”
這兩年,看到王長印賺錢多,有農民開始跟他“搶”生意,王長印的“戰線”拉長了,要跑30多個村收秸稈。這種變化,泉林的宋占勇感受最明顯,他告訴記者,王長印們跑村收秸稈時,要求付錢的農戶越來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