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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紙引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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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年初，安徽師范大學教授黎澤潮《〈因話錄〉校箋》抄襲事件引起學界嘩然。人們在譴責抄襲者學術失范的同時，也把目光對準了出版社：為何一部錯誤頻出的書能夠順利出版？出版古籍類圖書，編輯、出版社是否應該具備古籍出版的專業資質？還有學者呼吁，古籍整理專業性較強，相關部門應當制定出臺古籍整理出版的規范，一方面便于編輯、出版社在實際工作中操作執行，另一方面也便于讀者判斷一部古籍整理著作的水準。
從兩家半到遍地開花古籍出版繁榮背后有隱憂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內專業從事古籍整理的出版社有“兩家半”之說。“兩家”是指北京的中華書局和上海的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即如今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半家”則是指人民文學出版社，因其只有古典文學部從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出版社進入古籍出版領域。截至2014年，中國出版協會古籍出版工作委員會的理事單位已增至35家。實際上，從事古籍出版的出版社，遠不止這35家。
近年來，隨著人們對傳統文化的重視，不少非古籍社將業務拓展到面向大眾的普及型古籍出版物，有的還將古籍包裝成豪華的禮品書推向市場。而一些古籍社的情況恰好相反，由于學術類古籍讀者面較小，利潤有限，這些出版社出版的古籍圖書數量不斷下降，轉而更多地出版教材教輔。
“有人認為，古籍屬于公版書，出版社沒有稿費成本，利潤空間很大。其實，規范的古籍整理是一項繁難的學術工作，為整理者支付的稿費成本是比較高的。”中華書局總編輯顧青說，有些涌入古籍出版領域的出版機構，其實并不具備古籍編輯出版的能力。
“現在有人提出古籍出版準入制度，讓不具備資質的出版社退出古籍出版領域，我是很糾結的。”雖然身處中國最老牌的古籍社，但顧青并不認為只有古籍社才能出版古籍，“把古籍整理交給具備編輯能力的出版社，避免質量低劣的古籍整理圖書出現在市場上，當然是一件好事，但不能因噎廢食。把所有古籍集中到幾家出版社出版，是不現實的，畢竟古籍社沒有那么大的編輯力量，而且也不利于文化繁榮。從傳承和弘揚傳統文化的角度來說，應該有更多人參與到這項事業中，把具有資料價值、文獻價值的古籍進行出版、傳播。”
在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劉石看來，新中國成立之后，各出版社的出版領域曾經有一定的分工，像商務印書館以出版辭書、譯著為主，中華書局主要出版古籍、傳統文化類圖書，此外還有文藝社、科技社等專業出版社。但在如今市場化的條件下，只有通過市場優勝劣汰，讓讀者的購買選擇把那些圖書質量差、不符合學術要求的出版社逐漸淘汰出古籍出版領域。
顧青建議不具備古籍出版能力的出版社，可以采取與古籍社合作的方式，將古籍整理資源和策劃、營銷資源結合起來，共同推進古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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