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會在我國興起的時間并不長,可以被看作是一種開展互動閱讀活動的學習社群,是三人及以上成員出于特定目的而自發形成的組織,因此,民間讀書會占據多數。按形成方式分類,讀書會可以分為自發性讀書會和派生性讀書會,后者通常會依托于某一機構,如人民出版社讀書會,媒體運行的讀書會,如“搜狐讀書會”“騰訊思享會”“鳳凰網讀書會”等,書店和出版機構運行的讀書會以及閱讀類公號成立的讀書會等,派生性讀書會多是自身業務延伸而成立;按閱讀內容分類,有人文社科類讀書會、國學讀書會、親子教育讀書會、經管讀書會、精神共修讀書會、科技讀書會等;按活動開展方式,有研讀會、精讀類、享讀會、講讀會等,有些強調領讀者引領,有些則主張人人分享。按照運營模式劃分,又可以將讀書會分為盈利性和非盈利讀書會,樊登讀書會、燕烏集闕讀書會、浩途家庭俱樂部等都實行會員收費制實現商業化轉型,可以歸為盈利性讀書會,非盈利讀書會則是由創始人出于興趣將志同道合的讀友聚合,受權力、資本的影響小,更強調讀書的純粹性。事實上,是否以公益為目的很難從根本上區分,很多能夠盈利的讀書會也會帶來公益效果,許多公益活動的背后,也存在商業行為。
公益讀書會:資源整合化解發展困境
資金、場地、管理者的不足一直以來都是困擾讀書會的三大難題。但是在今年的采訪中,更多讀書會負責人不再認為這些因素是頭號難題,如何提高主題策劃的合理性、提高參與者的參與熱情和互動性取而代之成為讀書會負責人重點思索的問題。這與經過幾年的野蠻發展后,讀書會逐漸明晰自身定位,積極尋找合作伙伴,并形成有效的管理體制不無關系。
從目前來看,公益性讀書會目前主要通過三種途徑獲得資金、場地等資源的支持:一是政府部門通過經費補貼、購買服務、政策照顧等提供幫助,二是企業捐贈,三是個人捐贈。嚶鳴讀書會創始人趙健就談到,盡管會限制自身獨立性,但與政府合作不失為一種安全的資金渠道,政府采購服務、申請公益創投是嚶鳴讀書會重要資金來源。“很多公益組織不和政府合作,大多是信息不對稱、雙方不信任等原因造成的。”后院讀書會的活動開展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早在2013年時就曾獲得深圳讀書月活動承辦權。人民出版社讀書會就是聯合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以及所屬企事業單位而成立的。深圳讀書會通過游說、吸納多家高端行業的企業作為理事會成員而得到相對充裕的資源支持,還通過承辦、聯合開展、提供創意及服務等方式,與各區圖書館、小型書吧建立場地伙伴。
讀書會應該是公益性還是商業性的問題,也不再是值得爭議的話題。在相聚星期三創始人王肖杰看來,“一是想不想,二是能不能,想賺又能賺,何樂不為,想賺不能賺,就學,能賺不想賺,可以當作樂趣”。王肖杰表達了其對讀書會是否該盈利的看法。
商業運作“蔚然成風”
相對來說,商業化運作的讀書會更容易形成強大的自我發展機制,更為活躍。“知識付費”成為2016年的重要關鍵詞。讀書會當前最常采用的收費方式還是會員付費。樊登讀書會成為商業運作的典型案例。據悉,到2016年10月,成立于2013年11月的樊登讀書會,經過3年多的發展,已成立包括地市級在內的242家分會,并逐步開展與出版機構的深度合作。會員只需付費365元,就可以獲得每年50本精選圖書的圖文、音頻和視頻的服務機會,還可以參與線下書友分享會。據介紹,樊登讀書會的會員定位在25~45歲的中產階級,精讀的書目聚焦事業、家庭、心理三方面,目標是“幫助那些沒有時間讀書、不知道讀哪些書和讀書效率低的人群每年吸收50本書的精華內容。”因為聚集大量特定人群,樊登讀書會逐漸拓展與出版機構的合作,推出讀書會員的專屬版圖書,并在嘗試將線上的影響力轉移到線下實體書店。樊登的個人影響力、精準的讀者定位、合理的讀書會選題策劃等都是樊登讀書會能夠持續穩定運營的重要因素。風投的引入同時也保障了樊登讀書會充足的資金流。
2016年,部分讀書會通過線上的影響力取得了廣告投放收入,甚至發起線上培訓課程、開設微店,拓寬了線上的盈利方式。
不難看出,讀書會已經不只是一種簡單的閱讀組織形式,不只是全民閱讀的重要力量,專業化的運作讓讀書會具備了更多延伸功能。如閱讀鄰居讀書會發起了“DIAO包計劃”,開創讀者盲買的模式;人民出版社讀書會既向讀者推介好書,同時也在探索傳統出版業營銷模式轉變的路徑;親子類讀書會的商機更是顯而易見,已經成為連接出版社、政府和社區居民的紐帶;媒體類讀書會為媒體的業務拓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徑等。消費的升級、全民閱讀高潮的到來必將催生更多形式多樣、有趣、有料的讀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