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業還有多大的成本壓縮空間？

在地方重視降成本的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報》近日刊發的對企業壟斷成本調查的文章也明確指出，在煤、油等原料成本穩定甚至下降的背景下，來自水電熱氣等壟斷性行業的成本仍然“堅挺”。

　　當前，面對降成本方面遇到的各種困難，該如何有力地推進降成本措施，以及降成本對供給側改革將產生哪些影響等。記者帶著上述問題，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張杰。

　　記者：您覺得目前哪些成本過高?

　　張杰：成本高的問題，我歸納為典型的“八高”現象：制度性的交易成本高;稅負、稅費高;勞動力的供給成本高，包括五險一金的社會成本等;高額的融資成本;能源成本高;較高的物流成本;相對高的土地成本;匯率成本高等。

　　目前不僅是傳統制造業的成本高，各界對成本過高給高新技術產業帶來的負面影響認識也不足。舉例來說，近期外界熱議華為是否會遷出深圳。事實上，在此之前，美、日、德等國在深圳投資的企業，都有遷出深圳的情況，這對深圳的發展產生挑戰。

　　其中一個典型的原因就是深圳的房價漲得很高，這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是很明顯的。比如，一個企業有幾十萬的員工，由于深圳房價高，所以買不起深圳的房子。企業若要把員工留在深圳工作的話，就要給他們很高的薪水，來彌補由于房價帶動的一系列連鎖的生活成本上升。生活成本高企的情況下，大企業也不堪重負。對于企業來說，企業本身肯定是希望整個生活、社會、房價等成本能夠更低，對高技術人才更具吸引力。

　　記者：您覺得中國降成本的空間有多大?

　　張杰：中國降成本的空間很大。據我估算，中國整個制造業的生產成本平均可降低20%左右。有報告指出，中國某些傳統業綜合生產成本已經和美國相差無幾，所以中國想要保持制造業大國地位，必須通過綜合的改革，使制造業不合理的成本因素去除掉，最終應該會大幅度降低。

　　舉例來說，中國的紡紗業以前也是具有出口優勢的行業，曾有研究者將在美國辦紗廠的成本和在中國辦紗廠的成本進行對比，發現中國在降成本上仍有很大的空間。比如稅收成本、能源成本等，通過對比發現，電價、電費都較美國高。這樣來看，一些傳統制造業成本降低20%絕對不是危言聳聽，當然實現20%的降幅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

　　記者：既然降成本空間很大，那您覺得具體應該怎么降?

　　張杰：首先需要明確的是，降成本既有短期任務，也有中長期任務。這需要系統性地從“八高”入手來降成本，而不是某一個方面進行降成本就可以了。

　　具體來講，短期來看，中國某些制造業行業成本高，對其進行針對性的結構性減費降稅政策，能夠使他們在短期內有穩定的預期收益，激發起投資的動力和活力。但是減稅降費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一直降費財政也承擔不了。“冰山”下更大的問題是“八高”，這需要進行綜合性的改革，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對于這八個方面，有些方面降1%，有些方面降2%，整體上降成本的幅度就大了，綜合優勢形成以后，中國的產業就能夠實現在全球有持久的競爭力。

　　當然需要注意的是，從減費降稅來說，也不僅僅是短期的任務。先從短期來看，采取結構性的減稅政策，針對制造業特定競爭優勢快速弱化的行業進行結構性減稅，例如，通過稅收制度改革實現減稅，盡快將“營改增”推廣和落實到建筑業、房地產、金融業、生活服務業等領域。但從長期來看，整個稅負的降低與國家的行政體制、稅收制度的改革緊密相關，這又涉及到中長期問題。

　　記者：近期，《人民日報》刊發的對企業壟斷成本調查的文章也明確指出，在原料成本穩定甚至下降的背景下，來自水電熱氣等壟斷性行業的成本仍然“堅挺”。這和您講的“八高”中的能源成本高也相關，對此您有什么建議?

　　張杰：國有企業為主的壟斷企業對中國制造業高成本的影響不可低估。國有企業層級較多，管理體制相對僵化，這也導致本身就需要高昂的管理成本和人力成本支出。并且，許多國有企業在產業鏈的上游，是用電用水的供應商，國有企業運行成本高的情況下，水電等的價格也變高，也導致下游企業的生產成本變高。

　　需要切實推進能源價格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改革，真正降低制造業企業能源成本負擔。首先，真正落實當前制定的能源價格機制改革方案，進一步理順能源產品價格關系，使得汽油、電力等能源價格切實反映市場供求的變化。加快在躉售電價、留存電量價格、直購電和富余電量消納、天然氣直供、天然氣經營企業成本監審等方面的體制改革步伐，促進企業能源成本的降低。

　　同時，需要真正打破能源生產體系中的國有壟斷體制，優先將混合所有制改革全面引進到石油、電力等能源領域國有企業，進行減少管理層級的現代公司體制改革，通過經營成本和壟斷成本的降低，來進一步促進企業能源成本的逐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