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術：珍貴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史上，為印書而雕的木版與紙張結合的一剎那，人類歷史從此涅槃重生。印本書進入人類文明的歷程，文明不再混沌。

　　今天，我們已經無從知曉當初將二者結合的智者們姓甚名誰。但我們知道，他們是中國人，是我們的祖先。

　　著名學者白化文先生對書版曾有一比，“中國古籍，除了抄錄出的鈔本以外，全是發明印刷術的中國人應用刻本、活字本、木版水印本等印出來的，中國印刷術及其書版，應該說是中國乃至東亞等某些國家的印本書籍的母親”。

　　第五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將古籍版片納入常規申報，這不啻一個遲來的邀請，約我們就此踏上古籍尋祖探親之路。

　　雕版印刷，輝煌文明

　　溯文明之河而上，我們今天仍然在尋覓雕版印刷的源頭。考古發現、科學研究延伸著人們的視線，我們正在知道并期待還會更多地知道在中古發生的有關雕版印刷的事情。

　　由印章、墨拓石碑到雕版，再到活字版，在版料上雕刻圖文徑行印刷的技術這樣一路走來。這足印，是世界印刷術嬰兒期蹣跚學步留下的痕跡。

　　有關研究表明，大約在公元3世紀，我國就已經具備了規范的文字、成熟的雕刻技術、物質材料及圖文轉印術。這一切，無疑為雕版印刷的誕生鋪就了溫床。隋唐文化繁榮發展的社會需求，遂使雕版印刷術應運而生。
　
　　關于我國古代雕版印刷，主流的說法是其發端于唐，奠基于五代，興盛于兩宋，延袤于元明清，至民國而式微。

　　1966年在韓國發現雕版陀羅尼經，刻印于 704—751年之間，為現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

　　1907年英國人斯坦因攜走、現收藏在英國不列顛圖書館的唐咸通九年（868）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的《金剛經》，是現存最早的標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其隨1900年敦煌藏經洞的發現而呈現于世，再現了千余年前中國唐代印刷術的精湛技藝與迷人風采。

　　9世紀時，中國雕版印刷的使用已相當普遍。《舊唐書》上的一條記載，為人們提供了另一個視角：大和九年十二月，唐文宗下令各地，不得私自雕版印刷歷書。由此可以想見，當年民間刻印歷書的風行。否則，皇帝何以要親自采取整治行動。

　　五代時期，不僅民間盛行刻書，官府也大規模刻印儒家書籍。自后唐明宗長興三年（932）起，到后周廣順三年（953），前后22年刻印了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兩部。

　　宋代雕版印刷更加發達，技術臻于完善，尤以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陽、四川的成都刻印質量為高。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張從信在成都雕刻全部《大藏經》，費22年，計1076部，5048卷，版片達13萬塊之多，是早期印刷史上最大的一部書。

　　元、明、清三代從事刻書的不僅有各級官府，還有書院、書坊和私人。所刻書籍，遍及經、史、子、集四部。

　　在中國雕版印刷光輝燦爛的歷史中，彩色套印技術呈現的瑰麗，讓任何文字描述都黯然失色。北宋初年，四川就流行用朱墨兩色套印的紙幣。14世紀時元代中興路（今湖北江陵）用朱墨兩色刊印的《金剛經注》，是現存最早的套色印本。到16世紀末，套色印刷廣泛流行。明代萬歷年間的凌、閔兩家都是擅長套色印刷術的名家，清代套色印刷技術又得到進一步提高。這種套色技術與版畫技術相結合，便產生出光輝燦爛的套色版畫。明末《十竹齋書畫譜》和《十竹齋箋譜》都是古版畫的藝術珍品。
　　
　　現在我們仍然可以親眼目睹的榮寶齋木版水印技藝，是雕版印刷王冠上的珍珠。源于雕版印刷的這一技藝，運用極精確的表現手法，畢肖原作，幾可亂真。榮寶齋制作的木版水印畫中最著名的要數五代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復制過程歷時8年，雕刻木版1667塊，套印6000多次，使用了與原畫完全相同的材料和珍貴顏料。榮寶齋曾流傳一段佳話：上世紀50年代，榮寶齋的經理把著名畫家齊白石請到店中，在他面前掛出兩幅《墨蝦》，告知其中只有一幅是他的真跡。老人端詳了許久，最終搖著頭說：“這個……我真看不出來。”

　　雕版印刷術是珍貴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印刷術古老的技術源頭。它為人類的文化傳播和文明交流提供了最便捷的手段，中華民族因它的饋贈，擁有了浩如煙海的古代典籍。

　　雕版印刷的歷史，讓每一個中國人自豪之情澎湃。隨著人類認識自身能力的進步，我們對中華民族歷史上為人類作出的貢獻有更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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